马成龙 (1999):<“传”字这条路:如何走出悲情>,《新闻学研究》,59: 175-178。


作者对上期《新闻学研究》中陈世敏 (1999) 及林文刚 (1999) 两位教授在“纸上座 谈会”发表的许多论点颇能认同,现对此同样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一些个人看 法,就教诸位传播教育学者。

传播科技在大学校园中所产生的爱恨交织情绪是很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我们知 道它的必要性。例如,我在1983年修“公共关系”课时,每个学生面前一部IBM电 动打字机,随时得打出教授指定的新闻稿 (press release),可是今天的公关人员若 只会发新闻稿,而不知运用新传播科技制作多媒体产品的话,会被认为是不称职。 作者在十年前开始使用电子邮件时,有许多美国传播学者表示他们不喜欢那种没 人性的沟通方式,但如今这些人几乎都是电子邮件的忠实用户。也就是说,不管 我们喜不喜欢,早晚都得接受,一旦使用习惯,就不能没有它。可是从另一方面 来看,传播科技也给传播教育带来了很多新的困惑与挑战。

先从美国高等教育一些现象谈起。由于过去几年政府预算及就业市场普遍紧缩, 许多州立大学打出“职业技能”牌来号召学生,因为如果学生减少,学校从州政 府得到的经费将随之缩水,而学生的就学意愿多半与毕业后的工作机会有直接的 关系。但实际上,很多这些所谓的“职业技能”都只能满足低阶工作的需求。在 以就业为依归的教育环境下,传播系的课程也渐渐从人文教育迈向职业训练。目 前最时髦的职技课程就是所谓的“传播科技”。另外为了留住学生以维持高就读 学生数目,校方会尽量配合学生的需要,让他们能修到想修的课,也对通识教育 的规范逐渐松绑。这对少数好学的学生而言,可能没什么区别,但对只热衷打工 赚钱与取得文凭的学生则如鱼得水,能修的“营养学分”数目大增。

让传播悲情世界雪上加霜的是视听制作的日益平民化。以前需要专业设备才能制 作的文字图案,现在却可由一部普通的桌上型电脑完成。以前必须用卫星或地面 中继站转接的视听资讯,在数位化之后可经由网际网路传送。 效果可能比以前 还 好。现在制作多媒体的电脑软体愈来愈容易操作 (user friendly),而且也愈来愈普及。 一个稍有电脑常识的人凭着简单的使用手册便可学会使用了。因此,很多曾被 视 为需要由专业人才及特殊器材方能处理的大工程现在都成了平民百姓可模仿的小 Project。这使作者想到电脑程式设计师的就业市场变动情形,1980年代初期当 IBM个人电脑尚未问市时,电脑程式设计师行业不仅炙手可热,且薪资丰厚,但到 了1980年代末期以后,由于个人电脑软体的快速发展,中小企业可以很容易买到 需要的软体,便不需大量雇用电脑程式设计师了。

基于上述因素,美国大学校园内为数不少的“传播科技”课程并非课如其名,能 让学生毕业后从事传播科技工作。课程的内容多半是电脑软体应用,例如,如何 制作“烘培机”(Web pages)及有关的多媒体产品。学生所学的不外是如何使用 Microsoft PowerPoint (简报幻灯片制作),Adobe Photoshop (图案制作处理) 与 Adobe Premiere (录影数位化及动态影像制作处理) 之类的软体。这些技能的确有用,但实 在无需经用大学课程管道取得,许多中学生也都能使用这些软体制作声光俱佳的 “烘培机”。作者15岁的外甥以及他在底特律的很多同学就是个中高手。如果到 网上交谈系统 ICQ (http://www.icq.com) 上瞧瞧,亦可发现为数颇众的15岁上下 的学 生都具备同等功力。另外,很多“传播科技”课程的教师则是无师自通,既无电 脑专业训练,又无深厚传播理论基础,打着“实务”的旗子边教边学。甚至好几 个系都在开同样的课程 (例如,传播系,艺术系,音乐系都教同样的多媒体软体应 用),只不过各自取个与他们领域有关的名称罢了。 想拿“营养学分”的学生见此 情形当然暗自窃喜,知道这些课很容易“打混”。学校行政主管更是乐见其成, 并且义正辞严的表明这些课是“满足学生及市场的需求”。

这些现象令不少传播教育者忧心冲冲。首先,他们担心长此以往,传播教育将沦 为短期职业训练班。传播系毕业生若没有一套深入的传播观念,如何在新科技时 代负起传播领导者的责任。第二,若传播系毕业生的“实务”经验未能与无师自 通的中学生一较高下,将来如何能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就业市场中找到工作?学校 行政主管所谓的“满足市场需求”说穿了只不过是为了满足校内的开课市场,而 非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市场。本来就有些妾身未明的传播系将来或许更让人觉得缺 乏学术味道了。

这些问题要如何解决呢?作者同意陈世敏教授 (1999) 所说的,就是首先要树立传 播领域的学术尊严与权威,确定我们的专业性,打个比方,就是我们教“天文学 (astronomy)” 而不是“占星术 (astrology) ”,亦即我们的责任是创造传播学知识 以 及为社会作整体长程规划,而不是开软体应用补习班。作者必须强调绝不否认传 播科技及软体应用的重要性,本人研究电脑中介传播沟通多年,其中有一出版论 文于1997年得到美国国家传播学会国际及文化间传播组的杰出学术奖,也在无任 何人协助情况下独自设立并维护两个多媒体学术网站 (一为作者任教的传播系,另 一为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但作者始终认定自己 是传播学 者,之所以接近网际网路并不是想冒充电脑专家,而是要研究新的传播现象。

这番话也许听起来太“崇高”了,但事实上与学生就业不无关联。传播系毕业的 学生或许对电脑科技工程一知半解,但对传播问题的深入认识与独到见解应是别 系学生所无法相比的。这种将传播知识理论融汇贯通后所发展出的分析能力是经 年累月的功夫,而不是速成班所能取代的。由于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经历的传播过 程永远是不一样的 (每个传播过程都有特定的时空情境架构),所以无任何“考古题” 可供参考,要应付层出不穷的新状况,也唯有仰赖这种分析能力不可。

我们常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与“实务”分界。这些人强调只要实务,不 要理论,殊不知抽象化与具体化在人类学习过程中是相辅相成的。无法在生活中 将事物理论化的人也就是不能累积经验举一反三的人。例如作者在替朋友解决电 脑疑难杂症时,发现几乎每次都是新问题,但总能找出原因排解疑难,那是因为 已在脑中建立了一套电脑思维“逻辑”,也就是说将同一套理论运用在不同的情 况下。反过来看,很多作者的同事只学到硬绑绑的电脑指令,当然无法应付任何 突发状况解决问题。作者并不是说“实务”不重要,而是认为没有“理论”的 “实务”仅能造就低层次的操作人员,而我们自然不希望见到传播系学生成为没 有思维的传播软体应用人员。

最近几年,随著“速食文化”的兴起,台湾有很多人在面对复杂的问题时只一昧 的找“特效药”。因此,当电台听众向“扣应”节目主持人陈述身体的不适后, 节目主持人立即奉上“良药”:“哦,你每天吃一个白水煮蛋外加两粒400 [单位] 的维他命E。吃两个月就会好。”当作者被邀请去分析“说服”过程的各种因素后, 听众中有人问是否可以传授简明的指导纲领,让他可以立刻学会说服客户的方法。 这种现象发生在赶时间,炒股票的工商界尚可以理解,可是不幸的是:“速食” 心态也正在高等教育中蔓延。短时间内,也许有人可从贩卖传播教育“麦当劳” 中获利,但长期看来,舍人文而就职技会让社会及教育主管对传播教育产生误解, 进而否定它的价值, 使原已悲情的传播领域更加悲情。

传播系学生当然有必要吸取传播科技的知识,并用以作为达成传播目标的工具。 至于应该在何时何处吸取则作者认为要依知识的层级来决定。譬如说,容易上手 的电脑软体可以让学生自己摸索或参加短期训练班,然后应用到以传播为主的课 业中 (就如同大学英文系学生需用打字机打报告,但打字课不必列入正式课程中)。 高阶的科技课程则应请合格人士开课,而不是找些略懂皮毛的人来边教边学。最 重要的是:人文素养不可偏废。传播科技不管发展到什么地步,总还是需由人来 控制管理,一个传播系毕业生除了要懂得表层的操作外,还必须对使用的科技有 分析批判的能力。亦即对表层以外问题的思考与判断。林文刚教授 (1999) 提到的 资源运用分配问题即为一例。新科技对社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还有很多,例如 Demac 和 Sung (1995) 认为传播科技使隐私权和言论自由易于遭到侵犯。Cobb (1997) 提到在电脑网路上从事商业活动时身份认证的问题。Umble (1992) 的研究也 指出美国宾州Amish族人 (一支散布在美国加拿大许多地区拒绝接受现代科技文明 的欧洲后裔) 认为他们没有个人电话便能避免外来的干扰,并且可以阻绝破坏社会 和谐的闲言碎嘴 。由此证明仍有社会不愿无条件接受各种传播科技。我们当然不 可能像Amish人一样,连电话都不用,但至少必须对传播科技可能带来的问题加以 探讨,作者认为这是传播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参考书目

林文刚 (1999): <论传通教育课程内的传播科技:一个浮世德的交易?>,《新闻学研 究》, 58:269-283。

陈世敏 (1999) : <导言:十字路口还是分水岭?> ,《新闻学研究》, 58:241-244。

Cobb, S. (1997). Inadequate security will threaten Internet commerce. In C. P. Cozic (E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 (pp. 78-88). San Diego, CA: Greenhaven Press.

Demac, D. A., & Sung, L. (1995).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deregulation. In J. Downing, A. Mohammadi, & A. Sreberny-Mohammadi (Eds.), Questioning the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2nd ed.) (pp. 277-292). Thousand Oaks, CA: Sage.

Umble, D. Z. (1992). The Amish and the telephone: Resistance and reproduction. In R. Silverstone & E. Hirsch (Eds.), Consuming technologies (pp. 183-194). London: Routledge.